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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晓霖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）

3月10日，中国与沙特阿拉伯、伊朗签署三方联合声明，这一重磅事件激起的涟漪持续扩大，不会像偶发或走过场式外交突破那样昙花一现。中国推动沙伊历史性和解将触发积极的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，强化中东对话、缓和与和解乃至合作势头，预示中国中东外交已开创新局，甚至会推动某些中东格局之变。

由于沙伊独特的地区大国地位，以及作为不同阵营领头羊对既往政治博弈的关键作用，伊拉克和阿曼斡旋铺垫，中国“最后一公里”有效促成的双方关系正常化，无疑将扯动与沙伊恩怨和短期缠斗关联热点问题的变动，使中东政治呈现阶段性新面貌新格局。而从大历史观看，中东域内地缘矛盾复杂而深刻，结构性冲突未必会药到病除；同样，域外大国树大根深且关系盘根错节，恐非一次重量级外交行动就能引发根本性、战略性和全局性力量重组。

沙伊关系具有典型的中东文化特质和结构性矛盾，需要全面和分层梳理。近期看，始于2016年的沙伊断交断联是所有新旧矛盾叠加而引发的关系裂变，核心是双方地区领导力之争、势力范围之争和杂糅了教俗双重身份政治胜负之争，是2011年“阿拉伯之春”风潮长尾效应达到极致。埃及阶段性出让阿拉伯领袖地位后，暂时取而代之并主导阿拉伯联盟的沙特，围绕也门、巴以、叙利亚和伊核等热点问题，与影响力重新突破波斯湾而覆盖中东的伊朗，矛盾激化以致水火不容。

中期看，沙伊不睦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，两个“一衣带水”的伊斯兰大国，形成两种政治、社会制度，两套宗教体系、宗教话语，两种外交政策和两种处理国际关系思路与方式的巨大差异和对立，并演进为非黑即白、非此即彼和你死我活的“二元”选择或零和博弈。随后出现的两伊战争选边站、沙特组建海湾合作委员会、伊朗培植黎巴嫩真主党，沙伊因麦加朝觐血案一度断交，以及相悖相克的巴勒斯坦政策，都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外化，而本质是两强维护各自发展模式和国家利益。

长期看，沙伊矛盾又包含复杂且延续千百年的本源性对抗和冲突基因，即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相互征服和彼此塑造，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法统地位争夺，伊斯兰文明遗产继承权、发展权和主导权角逐，两大教派为底色的民族国家内部宗派矛盾和权力博弈，以及个别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领土争端乃至石油定价权、外交话语权和地区规则权之争。

基于这三层不同历史纵深和地缘维度的沙伊矛盾，直观地投射于大家熟悉的诸多问题。沙特以“两圣地监护者”自居，伊朗认为沙特已失去这一延续1400多年的特权；沙特实行君主制，伊朗探索伊斯兰共和制；沙特维持逊尼派正统主张，伊朗试图颠覆什叶派弱势地位；沙特奉行温和亲西方外交，伊朗坚持强硬反西方立场并输出伊斯兰革命；沙特主张“以土地换和平”解决巴以冲突，伊朗不承认以色列并资助和鼓励武装斗争；沙特强调阿拉伯“门罗主义”而反对外来干涉，伊朗高举“穆斯林皆兄弟”大旗而拒绝袖手旁观……

沙伊这些政策与策略分野还强烈左右“阿拉伯之春”后中东诸多新热点的发轫——叙利亚：沙特曾试图推翻大马士革政权以肢解伊朗主导的“什叶派之弧”；也门：伊朗影响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夺取政权而致“后院起火”的沙特组团出兵；巴以：沙特暗推阿拉伯四国与以色列签署“亚伯拉罕协议”，伊朗策反巴勒斯坦哈马斯抵制媾和；伊核：伊朗试图以核立国强国，沙特试图借核继续孤立弱化伊朗；海合委：沙特艰难推进海合委六国一体化进程，伊朗利用沙特与卡塔尔反目分而治之；穆兄会：沙特联合埃及打压羽翼丰满且无处不在的泛伊斯兰思潮，伊朗与卡塔尔、土耳其则为穆兄会站台张目。

因此，随着沙伊实现历史性和解并快速复交，双边关系有望重新回归或接近原点，双方长期博弈而引发或刺激的地区热点也可能呈现多向突破。但是，沙伊基于彼此国力过度透支而无奈相互妥协，并未根本消除导致双边关系时起时伏的文化、宗教、国体、民族乃至心理因素，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。

中国外交近几年在中东深耕细作，体现出大格局、大智慧和大手笔，也自然收获大彩蛋。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，乱中有稳和稳中有乱并存是中东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形态，沙伊和解符合时代大潮，也契合域外大国阶段性利益，但并不代表“新中东”或“后美国时代”已到来。